“更加注重勤儉節約，嚴格控制‘三公經費’，大力精簡會議和文件，深化公務用車制度改革，進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這一目標能否變為現實？如何對公款旅游這一“頑疾”標本兼治？連日來，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就此展開熱議，紛紛開出“藥方”。

　　公開透明是制約的關鍵

　　近年來，中央早已三令五申嚴禁公款旅游，但各地依然有官員打著開會、考察之名四處公款旅游。為何眾多的會議被安排在景區或靠近景區的地方？頻繁出國考察是不是真能促進工作？

　　“不能一概而論，搞一刀切也不現實。”全國人大代表俞學文指出，有的會議是開闊視野、溝通信息，對工作有促進作用；但更多的是在打“擦邊球”，借此為名行旅游之實，甚至還存在借報銷會務費用虛開發票、中飽私囊的現象，確實要剎一剎這類不良風氣。

　　當前，對于公務接待，政府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指定政府定點賓館、實行公務卡消費制度等。

　　“確實起到一些效果，但這遠遠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公務接待過多過濫、花費過多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校長李建保說。

　　“公務消費過濫并非不治之癥，只要做到信息公開，打破‘自我監督’的局限，從預算、報銷手續、公示等環節入手，加強監管，敢于處罰，便可使問題迎刃而解。”全國政協委員史貽云進一步指出，抑制公款消費就是要讓社會監督政府，建立起公共財政公開制度和現代財政預算制度。

　　在這方面，國外已有成功經驗，例如：芬蘭將參與公款接待的人員，上至總理下至普通科員，以及菜單、賬單都在網上公開。

　　“國內一些地方也開始推行這種做法，實踐證明效果非常好。”全國政協委員馮培恩說。

　　馮培恩委員建議強化體制外的監督，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包括所有事業單位，都實行公款接待網上公示制度。同時，引入社會監督機制，加強媒體監督，“鏡頭的監督更有威懾力”。

　　降低行政成本同樣可算政績

　　一位海南酒店業的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各類高檔賓館熱衷于接待會議團體的盈利并非是客房價格。餐費、果品、酒水、會議場地費以及給參會人員提供的SPA、保健等延伸服務項目是酒店盈利的主要來源，這些服務的價格不但不會有折扣，反而會因公款消費更高一些。

　　“開會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我們都在講要建設服務型、節約型政府，就是要從務實、切實的角度出發，用最節省的成本實現最好的工作效果。”俞學文代表說，要控制會務標準，將審批、監督等工作落到實處，把住多部門、多層級的審批關口，凡是超規格的一律自掏腰包。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吳家權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如何去落實配套監督措施，確保不亂花、不浪費納稅人的錢。

　　馮培恩委員則提出了另一種思路：GDP的增長和財政的增收是政績，降低行政成本同樣是政績。不能只看GDP的增速多少，還要看行政成本占財政的比例。

　　“行政成本過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的政府；花錢過多的干部，不是真正能干的干部。”馮培恩委員建議盡快以行政成本核算考核各級政府，把包括開會、考察在內的行政行為成本與結果以及公眾滿意度、政府職能的實現程度納入考核體系，“倒逼”樹立節約意識，轉化為自覺的工作作風和習慣。

　　是否“入刑”還有待商榷

　　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呼吁，公款旅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貪污，而貪污在刑法中已經明確入罪。是不是可以考慮將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旅游等納入刑法范疇，用法律來規范公務行為。

　　“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馮培恩委員說，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不僅沒有入罪，甚至還得到了放縱。當前，對違規的公款考察、旅游都是作違紀處理，嚴重的開除黨籍、撤銷黨內職務，恐怕震懾不足。因此，有必要以“入刑”的方式，讓杜絕腐敗深入人心，懲治起來有法可依。

　　也有人持不同的觀點。全國政協委員王俊峰說，中國是傳統的人情社會，若是矯枉過正，可能會帶來負面效果。對于懲處“三公”消費，完全可以通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來解決，先是靠黨紀政令來約束，不必什么都推到國法的層面。

　　“入刑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定罪的性質、標準都要仔細研究，不是說入刑就入刑的。”全國政協委員陳世強說，目前“入刑”的時機還不成熟，當務之急是進一步加強廉政建設，強化監督管理，用有效的制度來遏制公款旅游、吃喝等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已經出現了“領導出國、老板買單”的現象。俞學文代表提出，要加強對腐敗行為的前瞻性研究，在制度設計上避免出現“上有對策、下有對策”；要通過嚴控嚴查和有效監督，打造廉潔高效、百姓信賴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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