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神病協會(APA)本周末正式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在第三章關于“網絡游戲成癮章”中，首次全盤采納中國醫學教授陶然制定的《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由于國際上對于精神疾病的認定非常慎重，DSM-5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近20年來的第一次重大更新。

　　昨天在北京軍區總醫院網癮治療室，該院成癮科教授、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主任陶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這意味著美國青少年治療網癮，可以納入醫保福利體系了。”

　　而對于中國醫學界來說，這標志著中國人制定的標準，首次在世界精神疾病診斷領域被國際認可，填補了“非物質成癮”領域的空白，確立了一個新病種，更為所有青少年科學治療網癮提供了科學依據。

　　8年研究5500多個病例

　　成就網癮9條國際標準

　　專訪>>>

　　北京軍區總醫院成癮科教授、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主任陶然

　　被美國精神病協會認定的網癮診斷標準，雖然只有9句話，但它的形成，是一個歷時8年、從無到有的漫長過程。

　　“2005年以前，接到網癮的孩子，有人就質疑這是病嗎？”陶然教授昨天對本報記者回憶道：通過8年對5500多個臨床病例的治療和研究，我們的團隊踏遍全國各地，與當地醫生共同研討分析，終得出這9句話。

　　“沙里淘金” 數以萬計臨床數據統計半年

　　陶然教授告訴記者：“2005年我們團隊接收了200多個沉迷網絡游戲的孩子，通過臨床實踐，才慢慢發覺這是病。因為很多孩子玩網絡游戲不上學，這在生物學叫做社會功能受損，是一種疾病。最嚴重的是不上學，不工作，友誼、人際交往也沒有，日常生活不規律。這是判斷疾病的核心標準，還有就是給自己或他人帶來痛苦。只要具備這兩條就可以進行研究。”

　　于是，從2005年開始，從事毒品等成癮行為醫學研究20余年的陶然，全面投入了網癮的研究。

　　“我們做了1200個樣本，將1200個病人的各種臨床表現記錄下來，然后統計癥狀，看哪個詞出現的頻率最高。凡是高于50%的癥狀都保留，最后過濾出目前的9條診斷標準，它們是網癮患者最具有共性的癥狀，出現頻率最高。”

　　陶教授介紹，《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的第一條是“渴求癥狀(對網絡使用有強烈的渴求或沖動感)”，在接受我們臨床治療的患者中，達到了90%多。

　　2005年，陶然教授的團隊針對1200多個病人，使用6臺電腦對數以萬計的臨床數據逐一統計了半年。在做過第一輪癥狀排列統計后，為了保證可操作性，還得進行有效性檢驗。“1000多個病人有400多個病人由兩個醫生問，每位醫生單獨問詢，重合度最高的詞再統計一次，看看出現的頻率是否與原先的一致。”陶然說，“一致性越高，對癥狀的檢驗性越高，表明標準的可操作性越強。”

　　不僅在北京做檢驗，為保證研究的準確性，陶然教授還走訪了5個省市。“2005年我們還去了湖北、湖南、西安、天津、山西，和當地的醫生再進行一致性檢驗，好在，這些結果都是極其相似的。”

　　樣本量大 戰勝14家國際同行

　　標準出來以后，陶然團隊面對的第一個難題便是命名。

　　在第四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沒有“非物質成癮”這一章，國際社會也沒有這一疾病類型。

　　“這些讓我們陷入窘境”，陶然回憶道：“有人建議可以歸入‘使用網絡沖動控制障礙’中，但是我堅持稱之為‘非物質成癮’。因為患有‘沖動控制障礙’的孩子，往往從小有多動癥，但是現在很多網絡游戲成癮的都是大學生，從小很有自制力，所以不能說他是沖動控制障礙。”

　　“在命名上，我們不愿意隨波逐流。不管國際社會認不認可，我們還是得做自己的研究，沒現成的帽子也沒關系，我們就自己命名為‘網絡游戲成癮’，叫‘網癮’”，對于當年的堅持，陶教授頗感得意。

　　標準有了，但是要得到國際承認也并非以易事。陶然說：“國際上研究網絡成癮標準的國家和地區很多，比如荷蘭、法國、臺灣，這次我們至少面臨14家國際競爭對手。之所以最后確定選用我們的，第一是我們的樣本量大，第二比較科學。2008年11月份，當時美國精神病協會的主席還親自來到北京，考察我們試驗的可靠性，與患兒交談，此后我還去美國進行了兩次答辯。對于網絡成癮疾病診斷標準的制定，國際社會也經歷了一個認知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