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上半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收入情況

　　1、“安全感”缺失：中產階層的困惑和焦慮

　　姚立新是北京市某高校2012年碩士畢業生，目前在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從事新材料的研發工作。和眾多“北漂族”一樣，他每天上班要擠地鐵，下了班就宅在家里玩網游，因為“外面的那些娛樂消費都太貴了”。

　　談到自己的收入支配問題，姚立新說，自己就是給北京GDP“扯后腿”的，“除了日常開銷，我基本沒給GDP作什么貢獻”。

　　他介紹說，自己每個月的平均稅前收入約7200元，包括基礎工資、職位工資和獎金。扣除五險一金800元及個稅207元后，實發工資約6000元。在有些人看來，對剛畢業的學生來說這一工資水平已經很不錯了，但除去各種開銷后，他的積蓄不到工資的一半。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與一個同學合租一套房子，租金2000元；每個月基本伙食費和其他花銷約1500元，加上交通費、手機費、上網費、水電費等開支600元，每個月的積蓄不足2000元。

　　姚立新說，生活在北京讓他覺得很沒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給加工資，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姚立新說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感受。家庭收入不斷上升，消費能力卻并未同步增長，投資理財之路崎嶇難行、對未來生活充滿焦慮不安……當我們的國家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挑戰之時，很多人也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中產陷阱”。

　　由于需求結構不平衡，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中產陷阱”影響日益凸顯。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年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上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專家指出，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于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

　　王一鳴分析說，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是陷入“中產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中產階層的焦慮警示我們，近年來，由于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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