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銳評)

　　解決證明過多過濫問題，需要打破政府職能部門間的信息“壁壘”，真正實現讓數據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腿

　　“該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這是北京市民陳先生的一句感慨。聽起來有些好笑，卻是他的真實遭遇。

　　陳先生一家三口準備出境旅游，需要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問題來了，需要書面證明他和他母親是母子關系。可陳先生在北京的戶口簿，只顯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早就沒有了陳先生的信息。在陳先生為此感到頭大時，有人指了一條道：到父母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開這個證明。先別說派出所能不能順利開出這個證明，光想到為這個證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陳先生就頭疼惱火：“證明我媽是我媽，怎么就這么不容易？”而更令陳先生窩火的是，這一難題的解決，最終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錢，就不需要再去證明他媽就是他媽了。

　　陳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很多人在辦事過程中遇到過類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證明：要證明你爸是你爸，要證明你沒犯過罪，要證明你沒結過婚，要證明你沒有要過孩子，要證明你沒買過房……這樣那樣的證明，有的聽起來莫名其妙，辦起來更讓人東奔西跑還摸不著頭腦。

　　為什么需要這么多的證明？近日，本報在《關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區治理》的報道中一針見血：證明過多過濫，除了審批事項太多外，還因為原本應由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但同級職能部門之間卻互相推諉。說白了，就是要審批的事項很多，可誰也不愿擔責。筆者辦事就曾遇到過“部門A說需要部門B的證明，而部門B說沒有部門A的證明我用什么來證明”，就像是你要給我蛋，才能孵出雞，而我說你要給我雞，才能生下蛋。這樣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然而當我們對一些證明感到不可理解，去問工作人員為什么要這個證明，得到回答往往是“就是這么規定的”。誠然，必要的證明是應該的，但花點錢、找找人就行，或者在沒有知情權的社區蓋個章也行，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其實不少證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級政府部門有必要結合簡政放權的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地對需要當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項進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簡的就簡，從源頭上減少對證明的需求。

　　讓數據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腿，信息化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了這樣的可能和便利。解決證明過多過濫問題，當務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通過一定的規則和權限設置，讓公民基本情況實現共享。這樣，老百姓就不會再為各種證明四處跑腿，更不會出現“需要證明我媽是我媽”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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