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

　　1月7日和8日，《蘭州晨報》等甘肅三家報社駐甘肅武威市的3名記者失聯，引發輿論關注。1月28日晚，一篇《致武威市涼州區委政法委的一封公開信》在網上流傳，直指《蘭州晨報》記者張永生被抓案情存在諸多疑點，當地公安或“釣魚執法”。上游新聞披露，該報負責人稱其為張被批捕當日該報所撰寫。但《蘭州晨報》社昨日回應，稱“本報未曾在網絡發表任何公開信”。

　　3名記者幾乎同時被抓，如今已有約20天，案情卻仍不明朗；而今，一封網傳公開信以“揭露內情”的方式掀起質疑波瀾。盡管說，媒體對公開信來源的披露和有關報社“未曾在網上發表”的表態之間，字面上存在某些歧異，但這并非問題重點，重點是，信中所述內容屬實嗎？抓3名記者是否經得起法理拷問？

　　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這不宜妄斷。倘若真坐實了敲詐勒索罪，那該案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很正常，被抓3人即便擁有記者身份，也應被依法處理。而是否真正違法犯罪，應由法院“定奪”，旁人也不必急著揮舞輿論之鞭去影響司法判案。

　　問題是，從目前已披露的信息看，在當地有關方面的執法過程中，還有諸多疑點揮之不去，亟須追問。

　　首先，逮捕措施合理嗎？逮捕是最嚴厲的強制措施，根據刑訴法規定，須同時具備“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等要件。幾名記者被捕，究竟有何“社會危險性”？

　　據“公開信”透露，記者張永生涉嫌收受的煙、酒和錢，為新聞涉事人送來，包括當地市里相關官員及涉事鄉（鎮）主要領導等。若這屬實，“封口”之人是否也要公之于眾、被采取措施？

　　其次，多方消息稱，案發前，張永生的若干報道被當地有關部門視為“負面”，致電要求其刪除，有些還涉及當地相關辦案人員。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關系方”是否該依照規定回避？再者，該案中律師會見權究竟有無保障？刑訴法規定，此類普通刑事案件，辯護律師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公開信”稱，1月20日，張的家屬委托律師要求會見當事人時，在涼州區公安局、檢察院均未如愿，直到22日上午11時才見到張，之后有關方面偵查期間又違規“破例”安排“家屬見面”，這有無其事？

　　種種疑問集結，直擊辦案“四大謎團”的“公開信”又被帶進春秋筆法式處理中，令事件儼如“羅生門”。而涉事記者涉嫌的罪名中途變更，關于其被抓地點、事由的官方版本不下四種，有關方面又語焉不詳，這也給人再增浮想空間。

　　當然，也正因這種云譎波詭，公眾應更多地聚焦于真相厘清、謎團解開，而非臆斷先行，過早對某一方下定論。而真相未明前的站隊，也無益于是非厘清。但對于當地而言，同時秉持公正執法的底線和及時回應輿論關切的熱忱，也是其責任。

　　說到底，法治社會，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和對輿論監督權的保障，都應被納入法治軌道中，而不應任由任何一方僭越法律之上。就眼下看，這起個案的真相亟須在多重信源和權威說法下得以廓清，以消解公眾不明真相下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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