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過大學的人對于“掛科”一詞或許都不會陌生。盡管有“60分萬歲”的口號，但總有一些情況導致“紅燈”出現。如果“掛科”到需要降級甚至退學的程度，對于這名學生乃至他身后的家庭都會產生不小的殺傷力。在大學里，輔導員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提振學生的“斗志”，幫助他們順利過關。

　　徐寧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學生輔導員。今年他的學生中有16人出現降級退學風險，一場“降級對抗戰”已經打響。85后的徐寧用什么招兒來對付這些95后的“后進生”？曾經帶過畢業班的他如何讓瀕臨退學的青年進入央企，考研成功？記者走近徐寧，就從本月中旬的一場家長會開始。

　　家長千里迢迢趕來

　　求老師“救救孩子”

　　一周前的中午，家長會在學院的一間教室里如期召開。沒有過多的客套，分管教學和學生工作的領導、輔導員、教務秘書和家長面對面，從學生上課表現到每一次考試，抽絲剝繭，尋找學業脫困的辦法。家長們仔細聽，奮筆記，特別專心，“他們的孩子上課時如果有這么專心，那就不需要開這場家長會了。”徐寧看著會場的情景，不禁感慨道。

　　開家長會是徐寧所在院系的一項傳統，每年舉行一次。當一名學生出現不及格學分達9分以上時，就需要啟動學業干預機制，其中一項措施就是請家長來校，當面溝通，商量解決辦法。“我們也知道這是中小學常用的辦法，但事實上對于現在的95后大學生依然有效。”徐寧說。

　　徐寧帶的是學院2015級學生，今年大一。令他不安的是，雖然進入大學還不到一年，但已經有8名新生觸碰到了9分的“警戒線”——一門大學外語+一門高等數學沒及格，就是9分。徐寧說，這些學生中有的是因為社團忙亂了自己，有的上課玩手機，根本不聽講，有的是每次月考都困難的“常掛戶”。

　　徐寧挨個兒給這些學生的家長打電話，通知他們這次并不光彩的出席。“電話里，有的家長著急，都帶了哭腔。”徐寧說，家長會那天，最遠的一位家長來自大西北地區。風塵仆仆的她趕到北京的院校，見到老師的第一句話就是“救救我孩子”，然后就哽咽地說不出話來，“高考挺過來了，大學的學習反而出了意外，對家長來說，打擊不小。”徐寧說。

　　一屆大學畢業生中

　　十人面臨無法畢業

　　這不是徐寧第一次面對“后進生”。2014年他研究生畢業來到現在的學院做輔導員，帶的第一個年級就是畢業班。“剛剛經歷了自己的畢業季，我想當然認為他們最重要的事兒應該是找工作，沒想到還有不少人連畢業都有問題。”徐寧用大吃一驚形容當時的自己。

　　當時徐寧帶的年級中有大約10個人面臨無法畢業。而在徐寧的母校，無法畢業的學生一屆頂多不會超過5個。徐寧的學業突擊幫扶行動緊急啟動，動用一切辦法幫助學生合理達到畢業條件。有科研項目正在進行的，催他們趕緊加速，能發論文發論文，能評獎去評獎；還有補考機會的督促他們趕緊做好復習備考，抓緊拿夠學分。

　　有兩名學生對于學業一直有抵觸情緒，不上課也不做科研，天天就窩在宿舍里睡覺、打游戲。多次溝通無效后，徐寧直接一道“命令”把他倆安排到了學院辦公室，一邊幫著自己打理各種工作，一邊督促他們看書，“像老媽子一樣，不能讓他們空下來。”最后兩人都順利畢了業，一人進了一家世界500強的央企，另一人則成功考上了研究生，“畢業那天，兩人都給我發了感謝短信。”徐寧說。

　　談戀愛不再是主因

　　網游蝸居成“禍首”

　　送走了2015屆畢業生，徐寧在去年秋天迎來了剛入學的大一新生。在他看來，這些新生如同一張白紙，自己決不允許學業困難需要降級畢業的狼狽在他們身上發生。防患于未然，他給自己定的策略是提前入手、全程跟蹤、及時預警。

　　提前入手是了解這批學生的底子。作為學校的王牌院系，徐寧的這批學生文化素質比較高，北京生源高考平均成績580多分，京外生源更是有超一本線50分以上的學生，“腦子都不差，就看用不用功了。”他全程跟蹤，關注到每名學生的每次月考成績，發現“掛科”苗頭及時預警介入。

　　果不其然，第一次月考下來就有人出現了不及格。徐寧立即跟進，逐一確認原因。結果是五花八門，有的學生是長期沉溺于網游，不上自習也不完成作業，“這對一名工科專業學生來說非常致命。”徐寧說，還有的則是內心孤僻，長期蝸居宿舍不愿與人交流。記者原先所設想的“談戀愛導致學習困難”事實上卻極為罕見，“某種意義上我寧愿他們去談戀愛，兩個人在學業上也多少會有相互鼓勵和促進。”徐寧說。

　　也有因為經濟原因導致學習困難的。一名來自西南貧困地區的學生極少去上晚自習，成績也非常不理想。徐寧多方了解后發現，由于生活費不夠，他白天經常在校外打工，晚上也沒有足夠的御寒衣物可以走出宿舍。徐寧馬上給他送去了衣服，又幫他在學校食堂找了勤工助學崗，不僅有工資還免費提供餐食。其他原因的“后進生”，徐寧也想盡了辦法，逐個談心，有的學生聽進去了，這學期考到了90多分，有的學生繼續執迷不悟，于是家長這月匆匆趕到了北京。

　　95后防止學業降級

　　家庭因素至關重要

　　徐寧說，面對學習成績的下滑，不同的學生體現出了截然不同的表現。有的學生在辦公室等了自己4個小時，尋求幫助；也有的學生根本就不搭理自己。“后面這種情形，在我上大學時幾乎就不會發生。”他無奈地笑道，這或許就是85后跟95后的差別。

　　無論學生是積極還是消極，“救”是徐寧的原則。拉著面無表情的學生來辦公室做3個小時的“平衡輪”幫他分析能達到的目標，直到他離開時主動提出“老師您借我本兒書，我想按您的辦法重新學”；全院近百間宿舍，他一間間找過去，了解學生晚上都在干些什么，做作業、臥談還是打游戲；很多時候他甚至直接把學生叫到辦公室里來幫忙，督促他們學習，在眼皮底下發現他們的問題，并提出改進方案。“我不管他們現在遇到了什么問題，但到大四時他們不能因為學業情況出現降級或者畢業難問題，一個都不能少，這是我的目標。”徐寧堅定地說。

　　剛畢業入職時，徐寧認為自己作為學生輔導員，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們在大學里開拓出一片天地，建立起全新的知識和社會認知體系，為邁向社會打下基礎。但事實上，他相當大的精力卻得花在幫助學生實現“60分萬歲”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他說。

　　徐寧也和一些在其他高校當輔導員的同學進行過溝通，發現這幾乎已經成了當前不少95后大學生的通病。究其原因，自我意識過強、父母溺愛是重要的一方面，智力或者文化基礎因素幾乎不存在，有的家長趕到學校，面對孩子第一反應不是馬上了解孩子的學業情況，而是立即掏出紙巾給已經成年的孩子擦汗。“我們都認為，95后大學生防止出現學業降級問題，父母的關懷和嚴格要求與大學教育相輔相成，家庭因素至關重要。”他說，學校、家庭、學生共同努力，如此一來輔導員一肩扛的“降級對抗戰”或許就能少了許多硝煙味兒。

　　（應受訪者要求，徐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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