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爾———橫跨亞歐的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于2017年元月1日凌晨發生暴恐襲擊。兇犯在當地知名夜店持槍掃射、濫殺無辜，致百多人傷亡，喪盡天良，手段令人發指，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憤慨之余，人們也在發問，土耳其為何患“恐流感”?　安卡拉、伊斯坦布爾等大城市何以淪為“巴格達第二”?

　　博斯普魯斯海邊的這場迎新跨年派對，應是火樹銀花不夜天，卻成血流成河殺戮場。如果說，伊拉克的嚴峻恐情源于摩蘇爾激戰正酣、匪巢未克，“伊斯蘭國”勢力反撲所致，那么，在執政黨地位穩固、安全機器運轉正常、長期處于高度戒備狀態的土耳其，又緣何陷入越反越恐的安全怪圈?　是當局無能，還是恐怖分子太狡猾?

　　伊斯坦布爾當局將“1？1”跨年血案定性為恐怖襲擊。國內外反恐專家分析認為，從案犯的手段、兇器、擇點、動機和目標看，該案或與美國佛州奧蘭多2016年“6？12”夜總會大案如出一轍：移民身份、思想激進、仇視社會、獨狼為戰、快閃行動、冷血殺戮、熟悉地形、乘亂逃匿。

　　案發兩天來，土耳其反恐部門反復咀嚼案子的所有細節，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視影察形、沿波討源，破案緝兇，還百姓朗朗乾坤，慰逝者在天冤魂。遺憾的是，破案沒有作案快。案發翌日，伊斯坦布爾一家清真寺又傳來槍聲。看來，該城雖已送走2016年的余輝，但爆炸案、槍擊案、殺戮案此起彼伏，全城為恐怖夢魘纏繞，一夜數驚、人心惶惶，走不出恐襲陰影。

　　普遍認為，土耳其面臨的庫爾德種族問題和伊斯蘭教極端主義是影響長治久安的膏肓之疾。對于伊斯坦布爾去年所發生的重大恐襲，埃爾多安政府一口咬定系活躍于北部山區的庫爾德工人黨分支“庫爾德自由之鷹”所為。一般而言，該國凡帶“庫”字頭的組織，多針對軍警情等特定目標發動恐襲，對無辜平民大開殺戒，似乎是“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套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土耳其嚴峻恐情之根源，在于恐怖主義勢力內外勾連，利用族際對立、地緣矛盾及宗教沖突。伊斯蘭激進主義給恐怖言論披上外衣，地緣政治沖突為恐怖活動提供方便，國門外的威脅與臥榻旁的隱患互為條件，導致矛盾激化，發生“恐變”，以致極端分子將矛頭對準土耳其當局的外交、社會、宗教政策，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伊斯坦布爾的“1？1”跨年大案警鐘長鳴，折射土耳其尚未走出恐襲高發季。各大城市為恐襲陰云籠罩，經濟增長首當其沖。當下，土耳其經濟陷入衰退，引擎熄火、復蘇乏力，個人消費萎縮、企業投資呆滯。世界銀行已將土耳其2016年的GDP增長預測從3.5%下調至3.1%。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也將土耳其銀行業2017年預測從“穩定”調為“負面”。值此亟需政府提振金融信譽、穩定里拉匯率，以及加大公共投資、刺激景氣之際，恐怖活動的連番沖擊，導致“安全神話”破滅，“高增長夢”難圓，或引爆社會經濟“雙重恐慌”。

　　跨年的恐怖襲擊之后，埃爾多安總統誓言：決心“戰勝恐怖活動、恐怖組織及其背后勢力”；宣稱“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可以放心”。與此同時，安卡拉向美國求援，華盛頓允諾伸出援手。美國經歷過反恐戰爭，實戰經驗及情報搜集能力確實不弱。但在旁觀者看來，一味突出軍事打擊，或犯方法論錯誤，國際反恐，攻城之余，還需攻心。

　　求人不如求己。打擊恐怖主義是長期戰爭，面臨恐情新常態，安卡拉在謀劃反恐戰略之際，還需在“標本兼治”上下大力氣，尤需致力于對“本”的摸排。此外，鑒于本土激進主義活躍，已成國家反恐焦點及國土安全隱患，唯有將境外打恐與境內去激相結合，攘外安內，防患未然，才能有效維護城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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