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時間可以回頭，當朋友提出要看公司人員信息時，我想小吳一定會拒絕。

小吳是一家大型國企的行政專員，日常工作負責公司內部人員信息管理與更新。由于工作性質，他隨時可以通過手機訪問公司內網系統，獲取各類員工資料。這份工作，本應需要保持高度責任心和警惕心，小吳卻在朋友打探下，利用身份之便，查詢公司某員工個人信息，截圖后任其拍照。

楊鶴 攝

結果，公司在開展員工招聘專項監察工作期間，發現小吳的朋友將該照片，用于彰顯自己能進行員工招聘舞弊的“實力”。于是，公司以小吳“泄露公司內部信息給外部人員用于詐騙，嚴重侵害了公司聲譽，性質惡劣”為由，解除雙方勞動合同。

小吳對公司解約行為非常不滿。他覺得，入職以來，自己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時大意被朋友偷拍了一張員工照片，這行為不應上升到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律責任，頂多算不道德，接受良心譴責和社會批評即可。于是，他向我院提起勞動仲裁，要求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

從小吳提交的《勞動爭議仲裁申請書》以及證據材料可以看出，他是懂些法律的。不然，他提不出《法理學》中法與道德的區別，然而，他只看到了區別。

雖說法律是最底線的道德、道德是高標準的法律，但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和法律的界限逐漸模糊，二者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許多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體系，成為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范。比如：《勞動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勞動者應當完成勞動任務，提高職業技能，執行勞動安全衛生規程，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

庭前，我組織雙方調解。公司代理人明確表示，這是一起典型的泄露公司信息案件，涉及公司底線，不僅不調解，反而要樹典型，以此案為契機，讓所有員工引以為戒。

我盯著案件關鍵證據，被泄露的員工照片。該照片顯示：員工證件照、工號、崗位、入職時間、手機號碼。為了審慎起見，我搜索了公司官網和公眾號，信息公開欄沒有公布該員工相關信息，換句話說，公開渠道無法直接獲取該員工個人信息。

站在小吳立場，公司不近人情。站在公司立場，小吳嚴重違紀。

要是站在被泄露信息員工立場，我想，對小吳的行為絕對零容忍。尤其當下，個人信息泄露猶如一顆“定時炸彈”，一旦引爆，所引發的嚴重后果將如多米諾骨牌般，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個人隱私毫無保留地暴露公眾視野，騷擾電話會如潮水般涌來，最令人擔憂的是，萬一個人信息落入不法分子之手，他們趁機利用這些信息，精心設計騙局，稍有不慎，人財兩空。也正因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庭審中，小吳陳述了因自己無心之舉，造成同事信息泄露的始末。

那是一次朋友聚餐，其中一個朋友提及認識小吳公司的某員工，想要看看該員工信息，小吳沒有多想，便登錄內網截圖了該員工信息給朋友看，誰知朋友趁他不注意偷拍了截圖，事后用來標榜自己從事該公司員工招聘包過工作。

小吳聲稱，他并非有意泄露，更不知道朋友用來實行招聘詐騙，公司借此作出開除決定，過于嚴苛。

公司辯稱，解除小吳勞動合同合理合規合法，不應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公司一直以來都很重視信息安全，每位員工入職簽訂《保密協議》，定期組織員工保密教育、員工違紀違規處分培訓，小吳也多次進行了學習。另外，泄露的員工信息，小吳必須通過內部員工賬號密碼登錄才能查詢，公司對該信息亦采取了保密措施，且該信息被社會人員用于彰顯其能辦事的實力，說明了信息的實用性。因此，該信息屬于需要員工承擔保密義務的其他信息，公司根據《員工違紀違規處分規定》中“泄露公司需要承擔保密義務的其他信息的，直接解除勞動合同”的條款解除雙方勞動合同，于情于理于法。

休庭后，小吳跟出仲裁庭，詢問我的意見。

我慎重其事地告訴他：“勞動者對在工作過程中知悉的公司商業秘密和員工個人隱私信息，負有法定的保密義務。你作為行政專員，本應比其他員工更清楚信息保密的重要性，卻仍將公司員工信息隨意向外部人員展示，違反了基本的職業道德。”

“只是給朋友看了眼手機，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他哭喪著臉留在原地。

對于這起案件，我認可公司代理人的定位。它確實具有深遠的警示意義，不僅給小吳一個深刻的教訓，也提醒每一位勞動者，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信息，無論是公司商業機密，還是同事個人信息，都不能隨意泄露，輕則失去工作，重則面臨法律制裁。

保護信息安全，是每一個職場人必須堅守的底線。